谁收藏了圆明园

　　今年早些时候，法国皮诺家族向中国归还圆明园鼠首、兔首的事件曾引起广泛关注，大家对此事的讨论，至今未息。其实，自2000年香港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家拍卖行拍卖圆明园海宴堂兽首起，圆明园文物就已经成了被广泛关注和谈论的热点话题。除了关注拍卖本身，人们同时还关心，如今中国哪里还能看到圆明园的文物？世界各国大大小小的博物馆里究竟有多少文物是圆明园的？

　　13岁就对圆明园文物产生浓厚兴趣、15岁开始系统整理和研究清代皇家园林的刘阳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尤其是2004年进入圆明园管理处文史科工作后，刘阳发现关于圆明园流散文物的记录并不系统完善，以至于出现了很多文物“被圆明园”的现象。于是，刘阳开始整理编纂相关材料，并利用业余时间自费到各地考察，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文物流散信息。将近十年，刘阳寻找到了400多件流散文物，并结集成图文并茂的《谁收藏了圆明园》一书。

　　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圆明园文物因被多次转手而存在考证上的困难，为了确定书中收录的文物百分之百是圆明园文物，刘阳在整理信息时，恪守着“盖有专用印章”“有明确档案记载”等多条原则。这些原则，在他的书中有详尽阐述，亦可作为爱好者判别文物是否曾为圆明园所有的方法。

　　刘阳坦言，因为之前从没有做过类似的工作，所以每一个发现都是突破，而其中最有意思的，则是和文物本身相关的故事。比如苏轼的《寒食帖》，1860年被八国联军掠走，经多方辗转后，被日本收藏家菊池惺堂获得。1923年东京地震时，菊池家遭火灾，所藏古代名人字画几乎全部被毁，当时，菊池冒着生命危险将《寒食帖》从烈火中抢救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京屡被轰炸，这幅画却安然无恙，最后被国民政府买回，至今仍被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

　　圆明园的这些文物，其珍贵程度不仅仅在于东西本身的价值，更在于它历经多年风雨、辗转后所蕴藏的沉重的历史感。本报记者 李宁

　　对话刘阳

　　城市快报（以下简称“快报”）：寻找圆明园的流散文物，难度在哪里？

　　刘阳：一个是线索，一个是资料。所以我得亲自去实地调查，还得确保一定是圆明园的文物。相对来说，博物馆收藏的文物，其资料更好查。难度最大的是私人收藏，要从拍卖市场和一些大收藏家那里获得线索。

　　快报：你曾到天津考察，有哪些发现？

　　刘阳：我因为考察教堂和租界建筑，所以到天津来过很多次，但是没想到天津有圆明园文物。后来有人跟我说起，我大吃一惊，还以为是纸张什么的，原来是一对石刻—据考证是圆明园远瀛观石刻构件，曾被摆放在潘毓桂旧居。类似的石刻，浙江的拍卖行曾经拍卖过，小块的卖了100多万元，大块的卖了400多万元。

　　快报：你在书中，对书画作品的考证似乎比其他项要详细。是这样吗？

　　刘阳：中国人收藏书画有个习惯，就是盖一个收藏章，有人说不好，但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一个习惯。有了这些章，你甚至可以知道一幅作品几百上千年的流传过程。一幅书画作品，若加盖有“淳化轩”的章，那就是圆明园文物，因为那是圆明园专用的鉴藏印。有的作品除了有这个章和乾隆之前的一些欣赏章，还有一些别人的章，这对我考证一件文物在1860年离开圆明园之后的去向，提供了很好的线索。但是其他文物的考证就没这么简单了，但是我尽量考证出当年被哪个军官或者士兵拿走了，之后都曾经被谁收藏过。

　　快报：你去各地的博物馆考察，其中很多展品都是不允许拍照的。那你作品的插图来自何处？

　　刘阳：绝大部分的圆明园文物，博物馆是不公开展出的。作品中的图片一部分来自于博物馆的作品集，还有其他机构出过的类似于《流传海外的中国名画》《流传海外的珍贵瓷器》等图集，有的干脆就是名画，甚至是教科书的封面。这些图并不难找，但通常只是一幅画，如果没有经过考证，很少有人知道是圆明园文物。

　　快报：这些年，圆明园文物不断出现在各大拍卖场，每次都会引发人们的关注和争论。你怎么看待这些事情？

　　刘阳：拍卖对我来说，是双刃剑。一方面，通过拍卖，我可以掌握文物的线索，我的这本书中，有将近一半的线索来自于拍卖市场。我个人不反对圆明园文物拍卖，这里面的情况很复杂。现在圆明园的东西拍卖，和当年抢夺之后拍卖是两个概念，比如你哪天去三宫或者潘家园买了个东西，确定是圆明园的，明天你拿到拍卖市场上去拍卖，如果遭到反对的话，你也会觉得很遗憾，想：“我拍卖私人东西跟你有什么关系。”现在的情况跟这类似，一百多年以来，这些东西已经倒了五六手了，绝大多数藏家也都是花钱买来的。同时，拍卖实际上是把文物收回来的一种很重要的途径。

　　快报：你对拍卖市场的关注很密切？

　　刘阳：最近几年的几次大型拍卖，除了兔首、鼠首以外，所有跟圆明园文物拍卖相关的信息，都是北京媒体从我这儿拿到的。我要不说那是圆明园文物，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